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”屈原《楚辞渔夫》全文翻译赏析
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。
[译文] 沧浪的水清,可以洗我的帽缨;沧浪的水浊,可以洗我的脚。
[出自] 战国 屈原 《楚辞渔夫》
屈原既放,游于江潭,行吟泽畔,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。
渔父见而问之曰:“子非三闾大夫与!何故至于斯?”
屈原曰: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
渔父曰:“圣人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。世人皆浊,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?众人皆醉,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?何故深思高举,自令放为?”
屈原曰:“吾闻之,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;安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?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。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!”
渔父莞尔而笑,鼓枻而去,乃歌曰: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。”遂去,不复与言。
注释:
三闾大夫:掌管楚国王族屈、景、昭三姓事务的官。屈原曾任此职。
淈(gu3古):搅混。
哺(bu1补):吃。歠(chuo4啜):饮。醨(li2离):薄酒。
高举:高出世俗的行为。在文中与"深思"都是渔父对屈原的批评,有贬意,故译为(在行为上)自命清高。举,举动。
察察:洁净。
汶(wen4问)汶:玷辱。
鼓枻(yi4义):打桨。
沧浪:水名,汉水的支流,在湖北境内。或谓沧浪为水清澈的样子。"沧浪之水清兮"四句:按这首《沧浪歌》也见于《孟子·离娄上》,二"吾"字皆作"我"字。
译文1:
屈原被放逐后,在四海间流浪,在湖边一路吟唱,面色憔悴,神情枯槁。(湖上的)渔父见了,问道:“你不就是那位三闾大夫么?怎么竟成了这般模样?”
屈原道:“普天下都混浊,只有我还清白;所有人都醉了,只有我还醒着。所以被君王流放啊。”
渔父道:“真正贤明的圣人不会拘泥于一事一物,而能随世情流转而相应地改变。世上的人都混浊,你何不也一起扬泥荡波?所有人都醉了,你何不也跟着吃糟喝酒?为什么要想得那么深远,凌驾于平庸的世人之上,使得自己被放逐呢?”
屈原道:“我听说:刚洗头的人一定会弹去帽子上的浮尘,刚洗澡的人一定会抖去衣服上的尘土。怎么能让自己的清白之身,受到外界的龌龊感染?我宁愿将此身投入湘水,葬身于江中的鱼腹之内,却怎能让洁净光明的纯白之质,蒙上世俗的尘埃?”
渔父微微一笑,拍打着船桨离去,口中唱道:“(湖上的)碧波清清,可以洗我的帽缨;(湖上的)碧波混浊,可以洗我的双足。”就这样唱着歌远去,不再与屈原说什么了。
译文2:
屈原被放逐之后,在江湖间游荡。他沿着水边边走边唱,脸色憔悴,形体容貌枯槁。渔父看到屈原便问他说:“您不就是三闾大夫吗?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?”
屈原说:“世上全都肮脏只有我干净,个个都醉了唯独我清醒,因此被放逐。”
渔父说:“通达事理的人对客观时势不拘泥执着,而能随着世道变化推移。既然世上的人都肮脏龌龊,您为什么不也使那泥水弄得更浑浊而推波助澜?既然个个都沉醉不醒,您为什么不也跟着吃那酒糟喝那酒汁?为什么您偏要忧国忧民行为超出一般与众不同,使自己遭到被放逐的下场呢?”
屈原说:“我听过这种说法:刚洗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尘土,刚洗澡的人一定要抖净衣服上的泥灰。哪里能让洁白的身体去接触污浊的外物?我宁愿投身湘水,葬身在江中鱼鳖的肚子里,哪里能让玉一般的东西去蒙受世俗尘埃的沾染呢?”
渔父微微一笑,拍打着船板离屈原而去。口中唱道:“沧浪水清啊,可用来洗我的帽缨;沧浪水浊啊,可用来洗我的双足。”便离开了,不再和屈原说话。
【点评】
本文以简短而凝练的文字塑造了屈原和渔父两个人物形象。渔父是一个懂得与世推移,随遇而安,乐天知命的隐士形象。他看透了尘世的纷纷扰扰,但决不回避,而是恬然自安,将自我的情操寄托到无尽的大自然中,在随性自适中保持自我人格的节操。渔父是作为屈原的对面存在的,面对社会的黑暗、污浊,屈原则显得执著,决绝,他始终坚守着人格之高标,追求清白高洁的人格精神,宁愿舍弃生命,也不与污浊的尘世同流合污,虽然理想破灭了,但至死不渝。
【赏析一】
关于《渔父》的作者,历来说法不一。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,是东汉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。《楚辞章旬》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《楚辞》的基础上作注。在《楚辞》中,《渔父》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。据此,则认定屈原作《渔父》,又可上推至刘向时。后世认同屈原作《渔父》,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《昭明文选》和南宋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。但此说漏洞颇多。从外证来说,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贾列传》中引述《渔父》文字时,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,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在明确指出“《渔父》者,屈原之所作也”之后,又说“楚人思念屈原,因叙其辞以相传焉”,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“楚人”。从内证来说,《渔父》中的屈原表示“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”,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,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“莞尔而笑”的渔父。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,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。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。郭沫若说:“《渔父》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。”(《屈原赋今译》)按之作品的实际,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。
《渔父》中的人物有两个——屈原和渔父。全文采用对比的手法,主要通过问答体,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。全文六个自然段,可以分为头、腹、尾三个部分。文章以屈原开头,以渔父结尾,中间四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。
在第一部分中,屈原开始露面。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、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。时间是在“既放”之后,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;地点是在“江潭”、“泽畔”,从下文“宁赴湘流”四字看来,当是在地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、泽畔;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,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。文中以“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、心力交瘁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。
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。在这部分中,渔父上场,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。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,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。一问屈原的身份:“子非三闾大夫与?”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(官名),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,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。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:“何故至于斯?”落魄到这地步,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。由此一问,引出屈原的答话,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。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”,即自己与众不同,独来独往,不苟合,不妥协。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。针对屈原的自是、自信,渔父提出,应该学习“圣人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”的榜样,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“淈泥扬波”、“餔糟歠酾”,走一条与世浮沉、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。他认为屈原不必要“深思高举”,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,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。渔父是一位隐者,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。老子说:“和其光,同其尘。”(《老子》)庄子说:“虚而委蛇。”(《庄子·应帝王》,后世成语作“虚与委蛇”)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、处世态度,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。他所标举的“圣人”,指的正是老、庄一类人物。儒家的大圣人则说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坚持“苏世独立,横而不流”(《九歌·橘颂》)的高尚人格的屈原,对于渔父的“忠告”当然是格格不入的。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、主张。他以“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”的两个浅近、形象的比喻,说明自己洁身自好、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。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,表明了自己“宁赴湘流”,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: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!”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,吾将从彭咸之所居!”《渔父》中的屈原,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、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。司马迁将《渔父》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,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,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。
全文的最后一部分,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。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,渔父“莞尔而笑”,不再答理屈原,兀自唱起“沧浪之水清兮”的歌,“鼓枻而去”。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。屈原不听他的忠告,他不愠不怒,不强人所难,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。他唱的歌,后人称之为《渔父歌》(宋人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《渔父歌》的“古辞”收入),也《沧浪歌》或《孺子歌》。歌词以“水清”与“水浊”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。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、水浊可以洗脚,大意仍然是上文“圣人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”的意思,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。
最后这一部分,不见于《史记》屈原本传中。从全篇结构来说,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: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;渔父无言而别、唱歌远去的结尾,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。不少研究者认为《渔父》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。但从全文的描写、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,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、贬抑渔父的意思。《渔父》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,而与此同时,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。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,从文学上溯源,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《渔父》。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,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。
《渔父》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。开头写屈原,结尾写渔父,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;中间采用对话体,多用比喻、反问,生动、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。从文体的角度看,在楚辞中,唯有此文、《卜居》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,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。前人说汉赋“受命于诗人,拓宇于楚辞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,在文体演变史上,《渔父》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。
附带说几句,传统上一般将楚辞作为诗的一种别体——一种带有地域性的诗体,《渔父》虽是散文(部分语句也押韵)却又饱含诗意,颇似现代所称的散文诗。所以本文也将《渔父》列入“先秦诗”之中加以评析。 (陈志明)
【赏析二】
由庄屈《渔父》篇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“渔父”意象
崔曙凤
说明:庄子和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人物,二人都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战国时期,都居住在楚国或靠近南方一带,著作中都有《渔父》篇。两篇《渔父》各具特色,又有明显的相通之处。通过二人共同描述的“渔父”形象,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,分析“渔父”意象对历代诗词创作的影响,对于理解古代文学流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。
这篇文章原为由我指导的毕业论文,而文章的撰写完全是由崔曙凤独立完成的。出于书刊惯例,发表时署了我的名字,在此谨作出说明。(张京华)
一、庄屈其人及各自的《渔父》篇
庄子名周,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,今传《庄子》三十三篇。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有庄子为宋国蒙漆园吏和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两件事。蒙地在今河南商丘,一说在今安徽蒙城。宋国在庄子卒后不久被齐、魏、楚三国吞并,据崔大华先生推测,庄子可能是楚国贵族后裔,在吴起变法时被迫迁徙到楚国北陲,最后流落到了宋国。[1](P29)漆园吏可能是掌管漆园的小官。庄子一生穷苦,隐居不仕。
屈原名平,字原,先秦著名文学家,著作《离骚》,创立“楚辞”。屈原为楚国贵族,仕楚怀王,官居三闾大夫,后遭放逐。楚怀王为楚威王之子,故屈原的年代大略与庄子同时而稍晚于庄子。
庄子与屈原是先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两个人物,一个出身贫困的下层,一个生为贵族;一个用避世的思想看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,一个用入世的尺度衡量君臣的亲疏;一个是入“道”的隐士,一个是崇“儒”而又“独清”的君子。但二人却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清代钱澄之曾把屈原和庄子的作品放在一起,撰成《庄屈合诂》。民国革命志士宋教仁先生为桃源人,自号渔父,孙中山先生挽宋教仁联中说:“三尺剑,万言书,美雨欧风志不磨,天地有正气,豪杰自牢笼,数十年季子舌锋,效庄生索笔;五丈原,一抷土,卧龙跃马今何在?冠盖满京华,斯人独憔悴,洒几点苌弘血泪,向屈子招魂。”[2]其中“效庄生索笔”“向屈子招魂”二语,把庄屈二人的可贵之处鲜明地体现了出来,以此比拟宋教仁。
更有趣的是庄子和屈原的作品中都有《渔父》篇。关于这两篇作品的真实性,学界曾有所怀疑。有人认为《楚辞•渔父》不是屈原所作,但立论尚不充分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认为《渔父》为屈原本人所作,朱熹《楚辞集注》从其说。[3](卷五)李昉也说:“渔父者,屈原所作也。屈原驰逐江湘之间,忧愁吟叹。而渔父避世隐身,钓鱼江滨,欣然自乐,时遇屈原川泽之域,怪而问之,遂相应答。”[4](卷第三十五)笔者同意他们的观点。《庄子》外杂诸篇宋以后也多有人怀疑,苏轼因为《盗跖》、《渔父》“真诋孔子”,《让王》、《说剑》“浅陋不入于道”[5](《庄子祠堂记》),于是判定四篇不是庄子所作,引起后来学者对庄子外杂篇的普遍怀疑。但也有学者认为外杂篇中有庄子自作的部分,如董思凝认为《让王》等四篇虽诋訾孔子,“然其深微之语固有与内篇相发明者,抑又安可废也”。[6](《庄学通览》)特别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中出土了《庄子》竹简,有《让王》及《则阳》、《外物》三篇,1988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再次出土了《庄子》竹简,有《盗跖》篇,说明这些篇章在战国时确已广泛流传。因此笔者仍从旧说,暂定《渔父》为庄子本人的作品。
《庄子•杂篇•渔父》有两个主要人物:代表道家思想的渔父,和与之对立的儒家创始人孔子。以“孔子游乎缁帷之林,休坐乎杏坛之上。弟子读书,孔子弦歌鼓琴”[7](《渔父》)开篇,着重叙述了“渔父”和孔子有关‘仁则仁矣,恐不免其身’及‘人有八疵,事有四患’的对话。儒家奉行“杀身成仁”“舍生取义”的人生信念,孔子相信人的生命,只有承荷着崇高的品德和理想,才不失其价值,如果为此而捐躯,正是死得其所。渔父的言语表现出了道家“万物之所由”、“得之者生”、“顺之则成”的虚静、无为之境。渔父之言,纯为善意,所以孔子对渔父心折诚服,礼拜有加:“道之所在圣人尊之。今渔父之于道,可谓有矣,吾敢不敬乎!”[7](《渔父》)此事恐有借孔子之口抬高道家的意思,但它所描述的“渔父”形象已深入我们的思想中。
《楚辞•渔父》据王逸的阐释,“‘渔父’盖亦当时隐遁之士,或曰亦屈原之设词耳”。[8](《渔父》)叙述了“屈原既放,游于江潭,行吟泽畔,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而见渔父的场景,刻画了他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,是以见放”的悲愤与不平。渔父的“莞尔而笑”及“‘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。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’遂去不复与言”恍然点化了屈原,使他在悟“道”后自投汨罗江而亡。钱澄之《庄屈合诂》自序云:“屈子徘徊恋国,至死不能自疏,观其远游所称,类多道家者说,至卒章曰:‘超无为以至清兮,与太初而为邻。’而太史公称其‘蝉脱于浊秽兮,以浮游尘埃之外’,亦诚有见于屈子之死,非犹夫区区愤激而捐躯者也。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,不可以悟道;非见道之人,亦不可以死节也。”[9](《自序》)很显然,至情至性、尚治有为的屈原在遭谗被贬之后已渐渐“悟道”,这就必然导致了他投江身亡的结局。而“渔父”正是引他 “悟道”的最关键人物。据《孟子》所载,当年孔子曾听孺子传唱《沧浪歌》,并有“清斯濯缨,浊斯濯足”的评语。[10](《离娄上》)由此看来,渔父即“道”的化身,而渔父之道就是隐遁之道,也就是儒家“独善其身”、“杀身成仁”之道,与道家中的避世思想亦相接近。
两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各有侧重。庄子侧重“渔父”的点化,以渔父的出现,孔子的求教,体现代表道家的渔父思想“圣人尊之”的地位。而屈原则通过对话体的形式,重在表现两种思想认识的尖锐对立:一种是“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”的随波逐流思想;另一种则是坚持原则,宁赴湘流,葬身鱼腹,也不肯对世俗妥协的精神。前者庄子是站在渔父的立场上,后者屈原是站在与渔父相对立的立场上的,其思想精神与屈原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是一致的。但是,两文的共同的思想内涵均通过“渔父”形象凸现了出来,这就是隐逸,淡泊,尊循时命,顺应自然。
语言上,《楚辞•渔父》用散文的形式而又部分地押韵,文字空灵轻妙,是一篇极好的散文诗。而《庄子•渔父》则用记叙的形式完整的讲述了一段故事,文笔生动,形象突出。二文或流畅如行云流水,或生动似身临其境,均以对话的场景描写展开,把主人翁渔父的形象行神毕肖地展现了出来,使读者在不同的语境中感受到很多相似。特别是二文均以“渔父”作为隐者的象征,从而开创了后世文学艺术中的“渔父”意象。
二、“渔父”意象的文化内涵
庄屈二文中“渔父”这一特殊的中心人物形象以独特的视角映射出以儒、道文化为背景的古代隐士风范。
王逸《楚辞章句》云:“渔父避世隐身,钓鱼江滨,欣然自乐。”[3](卷五)《楚辞》与《庄子》中的渔父,都是避世埋名的隐士,而并非靠捕鱼为生的打鱼人。先秦时期,隐士颇多。《论语》记载与孔子有关者,就有楚狂接舆、长沮、桀溺、荷莜丈人等,“他们畏世远遁,洁身自保,或躬耕田野,或僻居山林,原不必仅限于以渔为业。不过,垂钓必临水畔,不仅景色优美,情调亦复闲淡,确乎倍加令人神往。”[11]特别是庄子以道家“得意忘言”的独特笔法,将“渔父”与自然之道合为一体,从而赋予了“渔父”以超脱旷达、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,更使“渔父”定格为隐逸的象征,开启了古代诗歌史上绵延不绝的“渔父”意象。
细加分析,“渔父”意象中包含了几个要素。
首先是“渔”。垂钓之风,溯自上古。《诗经》中说,“籊籊竹竿,以钓于淇。岂不尔思?远莫致之。”“之子于狩,言韔其弓。之子于钓,言纶之绳。”[12]虽然那时垂钓大概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,但“岂不尔思”似乎已隐含了某种朦胧的情趣,这大概就是渔父的雏形。吕尚,《汉书•艺文志》列在道家类,班固注称在为“吕望为周师尚父,本有道者” [13]。《史记》载吕尚“盖尝穷困,年老矣,以渔钓奸周西伯”[14],《吕氏春秋•谨听》称“太公钓于滋泉,遭纣之世也,故文王得之而王”。而自庄屈之后,即使仍然有人以打鱼谋生,但在文人笔下,却没有了谋生之苦,而是多了闲雅情趣。“渔得鱼心满意足,樵得樵眼笑眉舒。一个罢了钓竿,一个收了斤斧,林泉下偶然相遇。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,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。”(元胡绍开《沈醉东风》)“江干多是钓人居,柳陌菱塘一带疏。好是日斜风定后,半江红树卖鲈鱼。”(清王士祯《真州绝句》)因为庄屈二人所创立的渔父意象在前,所以即使诗句中所描述的是真实的渔樵生活,作者也已在其中寄寓了对于隐士理想的向往。
其次是“父”。“父”又写作“甫”,为老年男子之称。老年人历经沧桑坎坷,明于得失,归心淡泊,自然非少年人锐意进取之比。古称人老之后不归禅则归道,清龚自珍诗说:“烈士暮年宜学道,才人老去例逃禅”,可见“渔父”意象与隐者在年龄因素上也相吻合。
第三是“水”。庄屈同为楚人或靠近南方,二人同以“渔父”为题,可能与南方江河密布,湖泊众多,气候温暖有关。而南方楚地又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。道家认为水是万物之本,品性谦逊,亲附万物而公正无私,因此水又可以作为道的象征。《老子》说: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处众人之所恶,故几于道。”[15](八章)“几于道”亦即“近于道”。《庄子》说:“水之性不杂则清,莫动则平,郁闭而不流,亦不能清,天德之象也。”[7](《天运》)“天德之象”亦即“天道之象”。新近出土的战国楚简《太一生水》也说:“大(太)一生水,水反木(辅)大(太)一,是以成天。天反木(辅)大(太)一,是以成陀(地)……天陀(地)者,大(太)一之所生也。是古(故)大(太)一贓(藏)于水,行于时。”[16](P125)在道家看来,水既是万物之本,又直接象征着天道,对于水的这种美德,西汉严遵曾有充分的歌颂。他说:“水之所以能触石贯金,崩山溃堤,周流消息,沦于无赀,广大无穷,修远无涯,明不可蔽,强不可加,浊而能清,少而复多,危能复宁,疾能复迟,与时变化,死而复生,浸濡万物,养育群形,布施而不费,赡物而不衰,注四海而不有功,配天地而无以为,优游毫厘之内,翱翔九野之外,泽及苍天之上,盘积黄埌之下,强扶天地,弱沈毛羽,微积集少,以成江海,上下无常,终而复始,进退屈伸,近于道者也。以其形体柔弱,动静待时,不设首响,和淖润滑也。”[17](《柔弱于水篇》)
第四是“舟”。有渔父必有舟,而此舟又必是小舟。苏轼《赤壁赋》称“驾一叶之扁舟,举匏樽以相属”,舟如一叶,以况其小。古代曾有画家作《渔父图》,因船上有帆而受到讥评。因为只有小舟才能获得随波飘游,与世同波,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的境界。
第五是“钓”。钓意味着耐心、等待,意味着隐者的介于兼济与独善之间。《说苑》载孔子的弟子宓子贱为单父宰,向阳昼请教治民之术,阳昼说:“吾少也贱,不知治民之术,有钓道二焉,请以送子……夫扱纶错饵,迎而吸之者也,阳桥也,其为鱼薄而不美;若存若亡,若食若不食者,鲂也,其为鱼也博而厚味。”[18](《政理》)隐者垂钓,其用意均在“若存若亡,若食若不食”,此一境界无疑正是隐者所特别追求的。
由此可知,渔父即儒、道中的隐者。他们乘扁舟漂游水上,自然,惬意,无拘无束。他们顺水来去,随意钓鱼于其中。姜太公年近古稀,仍垂钓于磻溪,他所用不是弯钩而是直钩,后有“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”的典故流传于世。号称“惟巢由乃可与并驾”的严子陵,是汉光武帝的同窗,私交颇好,然刘秀多次相请,却一生不仕,隐于浙江桐庐,垂钓终老,所以李白称其“昭昭严子陵,垂钓沧波间”。阮籍《咏怀诗》曰:“天地烟熅,元精代序,清阳曜灵,和气容与。于赫帝朝,伊衡作辅,才非允文,器非经武。适彼沅湘,托介渔父,优哉游哉,爰居爰处。”陆机《幽人赋》曰:“世有幽人,渔钓乎玄渚,弹云冕以辞世,披宵褐而延伫。是以物外莫得窥其奥,举世不足扬其波,劲秋不能凋其叶,芳春不能发其华,超尘冥以绝绪,岂世网之能加。”晚明隐士施绍莘有部传世之作《秋水庵花影集》,其自序起笔即言及江边之鱼,说:“峰泖浪仙行吟山谷,盘礴烟水 ……刺杖水涯,拨苔花,数游鱼,藻开萍破,见耳目口鼻,浮浮然在水面焉。因自念言,此是我耶、抑是影耶?影肖我耶、我肖影耶?”[19]如此鱼、我、影三者错综幻化,正与庄子梦蝶、李白月下独酌对影成三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这份鱼缘渔情,这些钓者和水之间的随意与洒脱,对世间万物悠游宽容、超然物外的境界,足以使我们感悟到道家生育万物而不毁坏万物,亲近自然而又顺应自然思想的深远、伟大。
三、“渔父”意象对历代诗词创作的影响
战国以降,纯粹的道家虽已消失,而中国士大夫的精神状态,总是徘徊于儒、道之间。无论居庙堂之高,还是处江湖之远,往往与隐逸结下不解之缘。而“渔父”意象,恰是最经常地触发其情思的文学“原型”之一。举诗词为例,则从王维的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”(《山居秋暝》),到李白的“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”(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);从柳宗元的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(《江雪》),到韩愈的“苹藻满盘无处奠,空闻渔父叩舷歌”(《湘中》),在在可征。举散文为例,则有著名的《桃花源记》。影响所及,甚至渗透到绘画、音乐创作之中。许道宁、吴镇、戴进等都绘有《渔父图》,古琴曲中有《渔樵问答》、《欸乃》、《渔歌》、《醉渔唱晚》等曲。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志和(号玄真子,又号烟波钓叟)的《渔歌子》: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张词举重若轻,轻描淡写便绘就一幅超凡绝尘的胜景,渔人既在劳作,又在审美--观美景、品美趣,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关系,这只有超然于世外的“烟波钓叟”才有这样的心境、这样的话语,故而流传至今一千多年,历代传唱,诗家骚人多仿其体式、意境或词句翻出新作。苏轼尝以其成句入于《鹧鸪天》,又用于《浣溪沙》,黄庭坚亦尝以其词增为《浣溪沙》,苏轼《鹧鸪天》:“西塞山边白鸟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,朝廷尚觅玄真子,何处如今更有诗?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人间底事风波险,一日风波十二时。”全词9句,中有5句基本采用张词,但能恰到好处地嵌进新词,宛如己出,显示出作者的高妙才艺。其《浣溪沙》:“西塞山边白鹭飞,散花洲外片帆微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自庇一身青箬笠,相随到处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这里的“东坡自我”特点是较为明显的,给人感觉是坡老自戴箬笠、自披蓑衣,孤独地挺身于风雨之中。苏轼在词题下自注道:“玄真子《渔父》云云,此语妙绝,恨莫能歌者,故增数语,令以《浣溪沙》歌之。”还有他贬谪黄州期间,与客夜饮归途,乘醉吟出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(《临江仙》)的词句,表达出对渔父那般自由隐逸生活的神往。不料,“郡守徐君猷闻之,惊且惧,以为州失罪人,急命驾往谒,则子瞻鼻鼾如雷,犹未兴也”。[20]可算是误解诗歌意象而引出的一段佳话。
黄庭坚《浣溪沙》:“新妇矶头眉黛愁,女儿浦口眼波秋,惊鱼错认月沉钩。青箬笠前无限事,绿蓑衣底一时休,斜风细雨转船头。”他的词巧用地名作人称,形象生动。下片着力写渔父心态和行为。这里的渔父已不是张词里的超然飘然如仙翁的渔父,也不是苏词里的饱经风雨后或惶惧不安或随遇而安的渔父,而是感情丰富而细腻、深怀爱美之心又失落自我的文人化了的渔父“青箬笠前无限事”,小小箬笠下遮蔽着哪些事?有眼前美女春光秋波之景事,有自家孤舟与鳏身之旧事,有想入非非之情事。他为什么掉转船头?好像是欲想还休,欲看还休,欲渔还休“不如归去!”空船落魄而归。这里有耐人寻味的精彩情节和精彩语句,显示山谷造境用语之能事。固然有着与张词相异的情趣,然而张词化工天成,而山谷则精心淘洗、精心锤炼,很累地铸成一首,终有所歉焉。
唐代诗人高适《渔父》诗云:“曲岸深潭一山叟,驻眼看钩不移手。世人欲得知姓名,良久向他不开口。”寥寥28字,将老渔翁专心垂钓描摹尽致。你看这位钓者,独选深潭,完全沉浸进去,手把竿,全神贯注,别人跟他说话不能,真可谓“天地之大,吾心目中,唯浮浮标”。杜牧亦有《赠渔父》诗云:“芦花深泽静垂纶,月夕烟朝几十春。自说孤舟寒水畔,不曾逢着独醒人。”诗人用清新的笔调,刻画了渔父在寂静的傍晚和晨雾迷蒙的早晨,在池塘深处安静地垂钓,度过了一生岁月。在诗人的低调中,整体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画面,精练的语言透出了含蓄的意境。
陆游《渔父》:“湘湖烟雨长菁丝,菰米新炊滑上匙。云散后,月斜时,潮落舟横醉不知。”又《鹊桥仙》:“一竿风月,一蓑烟雨,家在钓台西祝。……潮生理棹,潮平系缆,潮落浩歌归去。时人错把比严光。”朱敦儒有一阙《好事近•渔父词》:“摇首出红尘,醒醉更无时节。活计绿蓑笠,惯披霜冲雪。晚来风定钓闲,上下是新月。千里水天一色,看孤鸿明灭。”在诗人词客笔下,渔父的生活悠哉悠哉,没有半点为生活而不得不然的辛苦。还有王士祯《题秋江独钓图》:“一蓑一笠一扁舟,一丈丝纶一寸钩;一曲高歌一樽酒,一人独钓一江秋。”在诗人看来,这样的秋江独钓者,也就是真正懂得生活乐趣的人。
这些诗句词篇或委婉含蓄,清新质朴,或旷达洒脱,浑成天然,足见“渔父”意象对后世的影响历久不衰。
[译文] 沧浪的水清,可以洗我的帽缨;沧浪的水浊,可以洗我的脚。
[出自] 战国 屈原 《楚辞渔夫》
屈原既放,游于江潭,行吟泽畔,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。
渔父见而问之曰:“子非三闾大夫与!何故至于斯?”
屈原曰: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
渔父曰:“圣人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。世人皆浊,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?众人皆醉,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?何故深思高举,自令放为?”
屈原曰:“吾闻之,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;安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?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。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!”
渔父莞尔而笑,鼓枻而去,乃歌曰: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。”遂去,不复与言。
注释:
三闾大夫:掌管楚国王族屈、景、昭三姓事务的官。屈原曾任此职。
淈(gu3古):搅混。
哺(bu1补):吃。歠(chuo4啜):饮。醨(li2离):薄酒。
高举:高出世俗的行为。在文中与"深思"都是渔父对屈原的批评,有贬意,故译为(在行为上)自命清高。举,举动。
察察:洁净。
汶(wen4问)汶:玷辱。
鼓枻(yi4义):打桨。
沧浪:水名,汉水的支流,在湖北境内。或谓沧浪为水清澈的样子。"沧浪之水清兮"四句:按这首《沧浪歌》也见于《孟子·离娄上》,二"吾"字皆作"我"字。
译文1:
屈原被放逐后,在四海间流浪,在湖边一路吟唱,面色憔悴,神情枯槁。(湖上的)渔父见了,问道:“你不就是那位三闾大夫么?怎么竟成了这般模样?”
屈原道:“普天下都混浊,只有我还清白;所有人都醉了,只有我还醒着。所以被君王流放啊。”
渔父道:“真正贤明的圣人不会拘泥于一事一物,而能随世情流转而相应地改变。世上的人都混浊,你何不也一起扬泥荡波?所有人都醉了,你何不也跟着吃糟喝酒?为什么要想得那么深远,凌驾于平庸的世人之上,使得自己被放逐呢?”
屈原道:“我听说:刚洗头的人一定会弹去帽子上的浮尘,刚洗澡的人一定会抖去衣服上的尘土。怎么能让自己的清白之身,受到外界的龌龊感染?我宁愿将此身投入湘水,葬身于江中的鱼腹之内,却怎能让洁净光明的纯白之质,蒙上世俗的尘埃?”
渔父微微一笑,拍打着船桨离去,口中唱道:“(湖上的)碧波清清,可以洗我的帽缨;(湖上的)碧波混浊,可以洗我的双足。”就这样唱着歌远去,不再与屈原说什么了。
译文2:
屈原被放逐之后,在江湖间游荡。他沿着水边边走边唱,脸色憔悴,形体容貌枯槁。渔父看到屈原便问他说:“您不就是三闾大夫吗?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?”
屈原说:“世上全都肮脏只有我干净,个个都醉了唯独我清醒,因此被放逐。”
渔父说:“通达事理的人对客观时势不拘泥执着,而能随着世道变化推移。既然世上的人都肮脏龌龊,您为什么不也使那泥水弄得更浑浊而推波助澜?既然个个都沉醉不醒,您为什么不也跟着吃那酒糟喝那酒汁?为什么您偏要忧国忧民行为超出一般与众不同,使自己遭到被放逐的下场呢?”
屈原说:“我听过这种说法:刚洗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尘土,刚洗澡的人一定要抖净衣服上的泥灰。哪里能让洁白的身体去接触污浊的外物?我宁愿投身湘水,葬身在江中鱼鳖的肚子里,哪里能让玉一般的东西去蒙受世俗尘埃的沾染呢?”
渔父微微一笑,拍打着船板离屈原而去。口中唱道:“沧浪水清啊,可用来洗我的帽缨;沧浪水浊啊,可用来洗我的双足。”便离开了,不再和屈原说话。
【点评】
本文以简短而凝练的文字塑造了屈原和渔父两个人物形象。渔父是一个懂得与世推移,随遇而安,乐天知命的隐士形象。他看透了尘世的纷纷扰扰,但决不回避,而是恬然自安,将自我的情操寄托到无尽的大自然中,在随性自适中保持自我人格的节操。渔父是作为屈原的对面存在的,面对社会的黑暗、污浊,屈原则显得执著,决绝,他始终坚守着人格之高标,追求清白高洁的人格精神,宁愿舍弃生命,也不与污浊的尘世同流合污,虽然理想破灭了,但至死不渝。
【赏析一】
关于《渔父》的作者,历来说法不一。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,是东汉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。《楚辞章旬》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《楚辞》的基础上作注。在《楚辞》中,《渔父》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。据此,则认定屈原作《渔父》,又可上推至刘向时。后世认同屈原作《渔父》,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《昭明文选》和南宋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。但此说漏洞颇多。从外证来说,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贾列传》中引述《渔父》文字时,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,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在明确指出“《渔父》者,屈原之所作也”之后,又说“楚人思念屈原,因叙其辞以相传焉”,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“楚人”。从内证来说,《渔父》中的屈原表示“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”,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,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“莞尔而笑”的渔父。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,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。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。郭沫若说:“《渔父》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。”(《屈原赋今译》)按之作品的实际,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。
《渔父》中的人物有两个——屈原和渔父。全文采用对比的手法,主要通过问答体,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。全文六个自然段,可以分为头、腹、尾三个部分。文章以屈原开头,以渔父结尾,中间四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。
在第一部分中,屈原开始露面。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、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。时间是在“既放”之后,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;地点是在“江潭”、“泽畔”,从下文“宁赴湘流”四字看来,当是在地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、泽畔;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,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。文中以“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、心力交瘁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。
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。在这部分中,渔父上场,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。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,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。一问屈原的身份:“子非三闾大夫与?”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(官名),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,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。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:“何故至于斯?”落魄到这地步,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。由此一问,引出屈原的答话,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。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”,即自己与众不同,独来独往,不苟合,不妥协。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。针对屈原的自是、自信,渔父提出,应该学习“圣人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”的榜样,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“淈泥扬波”、“餔糟歠酾”,走一条与世浮沉、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。他认为屈原不必要“深思高举”,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,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。渔父是一位隐者,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。老子说:“和其光,同其尘。”(《老子》)庄子说:“虚而委蛇。”(《庄子·应帝王》,后世成语作“虚与委蛇”)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、处世态度,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。他所标举的“圣人”,指的正是老、庄一类人物。儒家的大圣人则说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坚持“苏世独立,横而不流”(《九歌·橘颂》)的高尚人格的屈原,对于渔父的“忠告”当然是格格不入的。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、主张。他以“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”的两个浅近、形象的比喻,说明自己洁身自好、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。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,表明了自己“宁赴湘流”,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: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!”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,吾将从彭咸之所居!”《渔父》中的屈原,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、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。司马迁将《渔父》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,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,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。
全文的最后一部分,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。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,渔父“莞尔而笑”,不再答理屈原,兀自唱起“沧浪之水清兮”的歌,“鼓枻而去”。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。屈原不听他的忠告,他不愠不怒,不强人所难,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。他唱的歌,后人称之为《渔父歌》(宋人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《渔父歌》的“古辞”收入),也《沧浪歌》或《孺子歌》。歌词以“水清”与“水浊”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。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、水浊可以洗脚,大意仍然是上文“圣人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”的意思,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。
最后这一部分,不见于《史记》屈原本传中。从全篇结构来说,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: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;渔父无言而别、唱歌远去的结尾,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。不少研究者认为《渔父》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。但从全文的描写、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,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、贬抑渔父的意思。《渔父》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,而与此同时,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。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,从文学上溯源,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《渔父》。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,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。
《渔父》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。开头写屈原,结尾写渔父,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;中间采用对话体,多用比喻、反问,生动、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。从文体的角度看,在楚辞中,唯有此文、《卜居》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,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。前人说汉赋“受命于诗人,拓宇于楚辞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,在文体演变史上,《渔父》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。
附带说几句,传统上一般将楚辞作为诗的一种别体——一种带有地域性的诗体,《渔父》虽是散文(部分语句也押韵)却又饱含诗意,颇似现代所称的散文诗。所以本文也将《渔父》列入“先秦诗”之中加以评析。 (陈志明)
【赏析二】
由庄屈《渔父》篇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“渔父”意象
崔曙凤
说明:庄子和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人物,二人都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战国时期,都居住在楚国或靠近南方一带,著作中都有《渔父》篇。两篇《渔父》各具特色,又有明显的相通之处。通过二人共同描述的“渔父”形象,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,分析“渔父”意象对历代诗词创作的影响,对于理解古代文学流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。
这篇文章原为由我指导的毕业论文,而文章的撰写完全是由崔曙凤独立完成的。出于书刊惯例,发表时署了我的名字,在此谨作出说明。(张京华)
一、庄屈其人及各自的《渔父》篇
庄子名周,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,今传《庄子》三十三篇。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有庄子为宋国蒙漆园吏和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两件事。蒙地在今河南商丘,一说在今安徽蒙城。宋国在庄子卒后不久被齐、魏、楚三国吞并,据崔大华先生推测,庄子可能是楚国贵族后裔,在吴起变法时被迫迁徙到楚国北陲,最后流落到了宋国。[1](P29)漆园吏可能是掌管漆园的小官。庄子一生穷苦,隐居不仕。
屈原名平,字原,先秦著名文学家,著作《离骚》,创立“楚辞”。屈原为楚国贵族,仕楚怀王,官居三闾大夫,后遭放逐。楚怀王为楚威王之子,故屈原的年代大略与庄子同时而稍晚于庄子。
庄子与屈原是先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两个人物,一个出身贫困的下层,一个生为贵族;一个用避世的思想看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,一个用入世的尺度衡量君臣的亲疏;一个是入“道”的隐士,一个是崇“儒”而又“独清”的君子。但二人却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清代钱澄之曾把屈原和庄子的作品放在一起,撰成《庄屈合诂》。民国革命志士宋教仁先生为桃源人,自号渔父,孙中山先生挽宋教仁联中说:“三尺剑,万言书,美雨欧风志不磨,天地有正气,豪杰自牢笼,数十年季子舌锋,效庄生索笔;五丈原,一抷土,卧龙跃马今何在?冠盖满京华,斯人独憔悴,洒几点苌弘血泪,向屈子招魂。”[2]其中“效庄生索笔”“向屈子招魂”二语,把庄屈二人的可贵之处鲜明地体现了出来,以此比拟宋教仁。
更有趣的是庄子和屈原的作品中都有《渔父》篇。关于这两篇作品的真实性,学界曾有所怀疑。有人认为《楚辞•渔父》不是屈原所作,但立论尚不充分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认为《渔父》为屈原本人所作,朱熹《楚辞集注》从其说。[3](卷五)李昉也说:“渔父者,屈原所作也。屈原驰逐江湘之间,忧愁吟叹。而渔父避世隐身,钓鱼江滨,欣然自乐,时遇屈原川泽之域,怪而问之,遂相应答。”[4](卷第三十五)笔者同意他们的观点。《庄子》外杂诸篇宋以后也多有人怀疑,苏轼因为《盗跖》、《渔父》“真诋孔子”,《让王》、《说剑》“浅陋不入于道”[5](《庄子祠堂记》),于是判定四篇不是庄子所作,引起后来学者对庄子外杂篇的普遍怀疑。但也有学者认为外杂篇中有庄子自作的部分,如董思凝认为《让王》等四篇虽诋訾孔子,“然其深微之语固有与内篇相发明者,抑又安可废也”。[6](《庄学通览》)特别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中出土了《庄子》竹简,有《让王》及《则阳》、《外物》三篇,1988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再次出土了《庄子》竹简,有《盗跖》篇,说明这些篇章在战国时确已广泛流传。因此笔者仍从旧说,暂定《渔父》为庄子本人的作品。
《庄子•杂篇•渔父》有两个主要人物:代表道家思想的渔父,和与之对立的儒家创始人孔子。以“孔子游乎缁帷之林,休坐乎杏坛之上。弟子读书,孔子弦歌鼓琴”[7](《渔父》)开篇,着重叙述了“渔父”和孔子有关‘仁则仁矣,恐不免其身’及‘人有八疵,事有四患’的对话。儒家奉行“杀身成仁”“舍生取义”的人生信念,孔子相信人的生命,只有承荷着崇高的品德和理想,才不失其价值,如果为此而捐躯,正是死得其所。渔父的言语表现出了道家“万物之所由”、“得之者生”、“顺之则成”的虚静、无为之境。渔父之言,纯为善意,所以孔子对渔父心折诚服,礼拜有加:“道之所在圣人尊之。今渔父之于道,可谓有矣,吾敢不敬乎!”[7](《渔父》)此事恐有借孔子之口抬高道家的意思,但它所描述的“渔父”形象已深入我们的思想中。
《楚辞•渔父》据王逸的阐释,“‘渔父’盖亦当时隐遁之士,或曰亦屈原之设词耳”。[8](《渔父》)叙述了“屈原既放,游于江潭,行吟泽畔,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而见渔父的场景,刻画了他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,是以见放”的悲愤与不平。渔父的“莞尔而笑”及“‘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。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’遂去不复与言”恍然点化了屈原,使他在悟“道”后自投汨罗江而亡。钱澄之《庄屈合诂》自序云:“屈子徘徊恋国,至死不能自疏,观其远游所称,类多道家者说,至卒章曰:‘超无为以至清兮,与太初而为邻。’而太史公称其‘蝉脱于浊秽兮,以浮游尘埃之外’,亦诚有见于屈子之死,非犹夫区区愤激而捐躯者也。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,不可以悟道;非见道之人,亦不可以死节也。”[9](《自序》)很显然,至情至性、尚治有为的屈原在遭谗被贬之后已渐渐“悟道”,这就必然导致了他投江身亡的结局。而“渔父”正是引他 “悟道”的最关键人物。据《孟子》所载,当年孔子曾听孺子传唱《沧浪歌》,并有“清斯濯缨,浊斯濯足”的评语。[10](《离娄上》)由此看来,渔父即“道”的化身,而渔父之道就是隐遁之道,也就是儒家“独善其身”、“杀身成仁”之道,与道家中的避世思想亦相接近。
两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各有侧重。庄子侧重“渔父”的点化,以渔父的出现,孔子的求教,体现代表道家的渔父思想“圣人尊之”的地位。而屈原则通过对话体的形式,重在表现两种思想认识的尖锐对立:一种是“不凝滞于物,而能与世推移”的随波逐流思想;另一种则是坚持原则,宁赴湘流,葬身鱼腹,也不肯对世俗妥协的精神。前者庄子是站在渔父的立场上,后者屈原是站在与渔父相对立的立场上的,其思想精神与屈原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是一致的。但是,两文的共同的思想内涵均通过“渔父”形象凸现了出来,这就是隐逸,淡泊,尊循时命,顺应自然。
语言上,《楚辞•渔父》用散文的形式而又部分地押韵,文字空灵轻妙,是一篇极好的散文诗。而《庄子•渔父》则用记叙的形式完整的讲述了一段故事,文笔生动,形象突出。二文或流畅如行云流水,或生动似身临其境,均以对话的场景描写展开,把主人翁渔父的形象行神毕肖地展现了出来,使读者在不同的语境中感受到很多相似。特别是二文均以“渔父”作为隐者的象征,从而开创了后世文学艺术中的“渔父”意象。
二、“渔父”意象的文化内涵
庄屈二文中“渔父”这一特殊的中心人物形象以独特的视角映射出以儒、道文化为背景的古代隐士风范。
王逸《楚辞章句》云:“渔父避世隐身,钓鱼江滨,欣然自乐。”[3](卷五)《楚辞》与《庄子》中的渔父,都是避世埋名的隐士,而并非靠捕鱼为生的打鱼人。先秦时期,隐士颇多。《论语》记载与孔子有关者,就有楚狂接舆、长沮、桀溺、荷莜丈人等,“他们畏世远遁,洁身自保,或躬耕田野,或僻居山林,原不必仅限于以渔为业。不过,垂钓必临水畔,不仅景色优美,情调亦复闲淡,确乎倍加令人神往。”[11]特别是庄子以道家“得意忘言”的独特笔法,将“渔父”与自然之道合为一体,从而赋予了“渔父”以超脱旷达、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,更使“渔父”定格为隐逸的象征,开启了古代诗歌史上绵延不绝的“渔父”意象。
细加分析,“渔父”意象中包含了几个要素。
首先是“渔”。垂钓之风,溯自上古。《诗经》中说,“籊籊竹竿,以钓于淇。岂不尔思?远莫致之。”“之子于狩,言韔其弓。之子于钓,言纶之绳。”[12]虽然那时垂钓大概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,但“岂不尔思”似乎已隐含了某种朦胧的情趣,这大概就是渔父的雏形。吕尚,《汉书•艺文志》列在道家类,班固注称在为“吕望为周师尚父,本有道者” [13]。《史记》载吕尚“盖尝穷困,年老矣,以渔钓奸周西伯”[14],《吕氏春秋•谨听》称“太公钓于滋泉,遭纣之世也,故文王得之而王”。而自庄屈之后,即使仍然有人以打鱼谋生,但在文人笔下,却没有了谋生之苦,而是多了闲雅情趣。“渔得鱼心满意足,樵得樵眼笑眉舒。一个罢了钓竿,一个收了斤斧,林泉下偶然相遇。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,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。”(元胡绍开《沈醉东风》)“江干多是钓人居,柳陌菱塘一带疏。好是日斜风定后,半江红树卖鲈鱼。”(清王士祯《真州绝句》)因为庄屈二人所创立的渔父意象在前,所以即使诗句中所描述的是真实的渔樵生活,作者也已在其中寄寓了对于隐士理想的向往。
其次是“父”。“父”又写作“甫”,为老年男子之称。老年人历经沧桑坎坷,明于得失,归心淡泊,自然非少年人锐意进取之比。古称人老之后不归禅则归道,清龚自珍诗说:“烈士暮年宜学道,才人老去例逃禅”,可见“渔父”意象与隐者在年龄因素上也相吻合。
第三是“水”。庄屈同为楚人或靠近南方,二人同以“渔父”为题,可能与南方江河密布,湖泊众多,气候温暖有关。而南方楚地又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。道家认为水是万物之本,品性谦逊,亲附万物而公正无私,因此水又可以作为道的象征。《老子》说: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处众人之所恶,故几于道。”[15](八章)“几于道”亦即“近于道”。《庄子》说:“水之性不杂则清,莫动则平,郁闭而不流,亦不能清,天德之象也。”[7](《天运》)“天德之象”亦即“天道之象”。新近出土的战国楚简《太一生水》也说:“大(太)一生水,水反木(辅)大(太)一,是以成天。天反木(辅)大(太)一,是以成陀(地)……天陀(地)者,大(太)一之所生也。是古(故)大(太)一贓(藏)于水,行于时。”[16](P125)在道家看来,水既是万物之本,又直接象征着天道,对于水的这种美德,西汉严遵曾有充分的歌颂。他说:“水之所以能触石贯金,崩山溃堤,周流消息,沦于无赀,广大无穷,修远无涯,明不可蔽,强不可加,浊而能清,少而复多,危能复宁,疾能复迟,与时变化,死而复生,浸濡万物,养育群形,布施而不费,赡物而不衰,注四海而不有功,配天地而无以为,优游毫厘之内,翱翔九野之外,泽及苍天之上,盘积黄埌之下,强扶天地,弱沈毛羽,微积集少,以成江海,上下无常,终而复始,进退屈伸,近于道者也。以其形体柔弱,动静待时,不设首响,和淖润滑也。”[17](《柔弱于水篇》)
第四是“舟”。有渔父必有舟,而此舟又必是小舟。苏轼《赤壁赋》称“驾一叶之扁舟,举匏樽以相属”,舟如一叶,以况其小。古代曾有画家作《渔父图》,因船上有帆而受到讥评。因为只有小舟才能获得随波飘游,与世同波,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的境界。
第五是“钓”。钓意味着耐心、等待,意味着隐者的介于兼济与独善之间。《说苑》载孔子的弟子宓子贱为单父宰,向阳昼请教治民之术,阳昼说:“吾少也贱,不知治民之术,有钓道二焉,请以送子……夫扱纶错饵,迎而吸之者也,阳桥也,其为鱼薄而不美;若存若亡,若食若不食者,鲂也,其为鱼也博而厚味。”[18](《政理》)隐者垂钓,其用意均在“若存若亡,若食若不食”,此一境界无疑正是隐者所特别追求的。
由此可知,渔父即儒、道中的隐者。他们乘扁舟漂游水上,自然,惬意,无拘无束。他们顺水来去,随意钓鱼于其中。姜太公年近古稀,仍垂钓于磻溪,他所用不是弯钩而是直钩,后有“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”的典故流传于世。号称“惟巢由乃可与并驾”的严子陵,是汉光武帝的同窗,私交颇好,然刘秀多次相请,却一生不仕,隐于浙江桐庐,垂钓终老,所以李白称其“昭昭严子陵,垂钓沧波间”。阮籍《咏怀诗》曰:“天地烟熅,元精代序,清阳曜灵,和气容与。于赫帝朝,伊衡作辅,才非允文,器非经武。适彼沅湘,托介渔父,优哉游哉,爰居爰处。”陆机《幽人赋》曰:“世有幽人,渔钓乎玄渚,弹云冕以辞世,披宵褐而延伫。是以物外莫得窥其奥,举世不足扬其波,劲秋不能凋其叶,芳春不能发其华,超尘冥以绝绪,岂世网之能加。”晚明隐士施绍莘有部传世之作《秋水庵花影集》,其自序起笔即言及江边之鱼,说:“峰泖浪仙行吟山谷,盘礴烟水 ……刺杖水涯,拨苔花,数游鱼,藻开萍破,见耳目口鼻,浮浮然在水面焉。因自念言,此是我耶、抑是影耶?影肖我耶、我肖影耶?”[19]如此鱼、我、影三者错综幻化,正与庄子梦蝶、李白月下独酌对影成三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这份鱼缘渔情,这些钓者和水之间的随意与洒脱,对世间万物悠游宽容、超然物外的境界,足以使我们感悟到道家生育万物而不毁坏万物,亲近自然而又顺应自然思想的深远、伟大。
三、“渔父”意象对历代诗词创作的影响
战国以降,纯粹的道家虽已消失,而中国士大夫的精神状态,总是徘徊于儒、道之间。无论居庙堂之高,还是处江湖之远,往往与隐逸结下不解之缘。而“渔父”意象,恰是最经常地触发其情思的文学“原型”之一。举诗词为例,则从王维的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”(《山居秋暝》),到李白的“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”(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);从柳宗元的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(《江雪》),到韩愈的“苹藻满盘无处奠,空闻渔父叩舷歌”(《湘中》),在在可征。举散文为例,则有著名的《桃花源记》。影响所及,甚至渗透到绘画、音乐创作之中。许道宁、吴镇、戴进等都绘有《渔父图》,古琴曲中有《渔樵问答》、《欸乃》、《渔歌》、《醉渔唱晚》等曲。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志和(号玄真子,又号烟波钓叟)的《渔歌子》: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张词举重若轻,轻描淡写便绘就一幅超凡绝尘的胜景,渔人既在劳作,又在审美--观美景、品美趣,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关系,这只有超然于世外的“烟波钓叟”才有这样的心境、这样的话语,故而流传至今一千多年,历代传唱,诗家骚人多仿其体式、意境或词句翻出新作。苏轼尝以其成句入于《鹧鸪天》,又用于《浣溪沙》,黄庭坚亦尝以其词增为《浣溪沙》,苏轼《鹧鸪天》:“西塞山边白鸟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,朝廷尚觅玄真子,何处如今更有诗?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人间底事风波险,一日风波十二时。”全词9句,中有5句基本采用张词,但能恰到好处地嵌进新词,宛如己出,显示出作者的高妙才艺。其《浣溪沙》:“西塞山边白鹭飞,散花洲外片帆微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自庇一身青箬笠,相随到处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这里的“东坡自我”特点是较为明显的,给人感觉是坡老自戴箬笠、自披蓑衣,孤独地挺身于风雨之中。苏轼在词题下自注道:“玄真子《渔父》云云,此语妙绝,恨莫能歌者,故增数语,令以《浣溪沙》歌之。”还有他贬谪黄州期间,与客夜饮归途,乘醉吟出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(《临江仙》)的词句,表达出对渔父那般自由隐逸生活的神往。不料,“郡守徐君猷闻之,惊且惧,以为州失罪人,急命驾往谒,则子瞻鼻鼾如雷,犹未兴也”。[20]可算是误解诗歌意象而引出的一段佳话。
黄庭坚《浣溪沙》:“新妇矶头眉黛愁,女儿浦口眼波秋,惊鱼错认月沉钩。青箬笠前无限事,绿蓑衣底一时休,斜风细雨转船头。”他的词巧用地名作人称,形象生动。下片着力写渔父心态和行为。这里的渔父已不是张词里的超然飘然如仙翁的渔父,也不是苏词里的饱经风雨后或惶惧不安或随遇而安的渔父,而是感情丰富而细腻、深怀爱美之心又失落自我的文人化了的渔父“青箬笠前无限事”,小小箬笠下遮蔽着哪些事?有眼前美女春光秋波之景事,有自家孤舟与鳏身之旧事,有想入非非之情事。他为什么掉转船头?好像是欲想还休,欲看还休,欲渔还休“不如归去!”空船落魄而归。这里有耐人寻味的精彩情节和精彩语句,显示山谷造境用语之能事。固然有着与张词相异的情趣,然而张词化工天成,而山谷则精心淘洗、精心锤炼,很累地铸成一首,终有所歉焉。
唐代诗人高适《渔父》诗云:“曲岸深潭一山叟,驻眼看钩不移手。世人欲得知姓名,良久向他不开口。”寥寥28字,将老渔翁专心垂钓描摹尽致。你看这位钓者,独选深潭,完全沉浸进去,手把竿,全神贯注,别人跟他说话不能,真可谓“天地之大,吾心目中,唯浮浮标”。杜牧亦有《赠渔父》诗云:“芦花深泽静垂纶,月夕烟朝几十春。自说孤舟寒水畔,不曾逢着独醒人。”诗人用清新的笔调,刻画了渔父在寂静的傍晚和晨雾迷蒙的早晨,在池塘深处安静地垂钓,度过了一生岁月。在诗人的低调中,整体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画面,精练的语言透出了含蓄的意境。
陆游《渔父》:“湘湖烟雨长菁丝,菰米新炊滑上匙。云散后,月斜时,潮落舟横醉不知。”又《鹊桥仙》:“一竿风月,一蓑烟雨,家在钓台西祝。……潮生理棹,潮平系缆,潮落浩歌归去。时人错把比严光。”朱敦儒有一阙《好事近•渔父词》:“摇首出红尘,醒醉更无时节。活计绿蓑笠,惯披霜冲雪。晚来风定钓闲,上下是新月。千里水天一色,看孤鸿明灭。”在诗人词客笔下,渔父的生活悠哉悠哉,没有半点为生活而不得不然的辛苦。还有王士祯《题秋江独钓图》:“一蓑一笠一扁舟,一丈丝纶一寸钩;一曲高歌一樽酒,一人独钓一江秋。”在诗人看来,这样的秋江独钓者,也就是真正懂得生活乐趣的人。
这些诗句词篇或委婉含蓄,清新质朴,或旷达洒脱,浑成天然,足见“渔父”意象对后世的影响历久不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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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。 [译文] 沧浪的水清,可以洗我的帽缨;沧浪的水浊,可以洗我的脚。 [出自] 战国 屈原 《楚辞渔夫》 屈原既放,游于江潭,行吟泽畔,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。 渔父见而问之曰:“子非三 ......